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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 康 ]

读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菊与刀

[ 嵇 康 ]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944年6月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但本书自 1946年正式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

  菊与刀,谁说不能共同组成一幅绘画呢?日本人就是生性好斗又温和沉默;嗜武而又爱美;倔强、自尊心强到自傲,而又彬彬有礼如谦谦君子;顽冥不化而又柔弱善变;善于服从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不渝而又常因一些特殊因素叛变;勇敢却又怯弱;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却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保守;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但如果别人对自己的劣迹毫无所知,自己也会被罪恶感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了最彻底的训练,却又不失反抗性。

  中国、美国都是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就习惯于多种文明的共处,而日本则自始至终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他们缺乏这种经历,所以难免对外来文明要么全面投降,要么则是将其消灭了。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在战争里救助受难者是完全不必要的行为。甚至在撤退的时候军医会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者让他们用手榴弹自杀。这种残忍的行为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日本人对其同胞可以说是犯了严重的虐待罪。

  在评判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上,可以说日本人与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把世界大战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会认为是日本、意大利、德国这三个国家的非法入侵破坏了国际和平。在美国的观念里,当轴心国占领了满洲国满洲国,即伪满洲国,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个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的殖民统治。但是当事人日本对战争、对自己的行为的看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眼中,只要这个世界上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那么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混乱状态之中。因而,必须有人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而这个历史使命就只能由日本来完成。这是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真正实行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它才最了解“每人都必须要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

  很显而易见的,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毫不例外地继承这种几乎就像本能一样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等级制思想的信仰和崇拜。而对崇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思想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但是从客观上看,我们是必须要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它在凝聚日本民族时又起了哪些积极作用的,这样我们才能不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真正地去了解一个国家。

  1977年11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外出视察的第一站选择了广东。针对边境地区群众外逃香港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调整政策,实行改革。随后,他明确支持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使广东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

  我们推理出,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与美国一直以来所想象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宣扬精神战胜物质的必然性。他们说,美国的确是个大国,军事实力也不可否认的优越,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早就在我们认知的领域之中,根本不用小题大做地放在心上。

  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就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毫不掩饰地写道:“要在全世界都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这就是日本的“天定使命”。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克了了长江下游的重要目标天京。这不仅意味着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势力被击败扑灭,也让南方汉人的势力在清朝的军政结构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战术手册中有着这样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自古传下来的口号,也并不是为某一次战争所特意制定的。他们会说“身体越累,精神就会越昂扬”,“越是疲倦,就往往越能锻炼人”。

  对日本人在战争期间森严的等级制、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信仰以及对其他诸多事情的看法都为我们这一类研究者进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日本海军大臣就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870年的武士西乡隆盛的格言:“我们都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撞到我们面前的,另一种则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

  美国人是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应付挑战上,随时准备应战。而日本人的信念则是将万事建立在预先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发生未曾料到的事情更加危险。

  日本海军官兵一直有一条训令,即使在被逼无奈弃舰的情况下,也必须保持最完美的身形,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就会遭全世界的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这一刻的所有丑态都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在日本人心中,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这一个观念,在日本文化中也占有非常牢固的地位。

  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能够对天皇这个神圣的权威发起挑战,并且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重新塑造日本社会结构的成功就指日可待。

  天皇和日本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再被称为日本”,“根本难以想象生活中要是没有天皇,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惨败,天皇也不会因此受到谴责。人们从不会觉得天皇应该对战争的胜败负任何责任。“即使战败,也应该是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去承担相应责任,天皇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即使日本战败了,也丝毫不影响所有的日本国民继续崇拜天皇”。

  对众多的美国人来说,这种英勇的援助行为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但日本人理解的英勇却极度排斥这种救援行动,他们甚至将美国人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看做一种“懦夫行为”。

  在他们的心中,荣誉与战斗至死密切相关。如果已经身处绝境,日本的士兵就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地上演一场集体自杀性的攻击,绝对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即使日本士兵由于受伤太重或者丧失意识而做了俘虏,那么他 “在日本也永无抬头之日了”。他已经丧失了名誉,之前的他就已经“死”了。

  许多美国战俘都有过类似描述,在日本人的俘虏营里,大笑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会刺激到看守。在日本人心中,做战俘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奇耻大辱,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种羞辱,还可以笑得出来,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并且让人难以忍受。

  曾经有很多外国人都万分惊讶,为什么日本人在整个战争中都如此缺乏对人命的尊重?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深刻地研究日本的民族性的话,你就会体会到,这本身其实就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于生活条件上的恶劣,日本自古以来就不推崇所谓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而一直崇尚能够像灿烂樱花一样死去。正是因为如此,受过这种思想教育的日本兵,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就会与大多数其他民族不太一样。更为有趣的是中国的首领蒋介石并没有在这方面意识到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性,有过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经历,使得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对这种敢于赴死的精神十分推崇,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当政后就有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口号。但遗憾的是军人毕竟不是日本人,作为传统的中国人,内心深处自然更推崇中庸之道,于是大量蒋介石发给部属在无奈时用于自尽的“成功成仁”的短剑都成了别人的战利品。

  他们对秩序和等级的极度信赖同我们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是坚实的两大阵营,就犹如南北两极。在我们看来等级制根本就不可能是个合法制度。

  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孝道”只局限于小范围的家庭内部。最多也只会包括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代。而在这个团体中每个人都会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有时候,那些大家庭也会分割成几个小家庭,这时候次子以下的男子都会分家另起炉灶。而这种男丁在直接接触的小家庭范围内调节“适当位置”的规矩是非常详细而周密的。除非家中长者正式地隐退(隐居),否则无论什么时候,他的命令都必须严格服从。

  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等级关系和家庭中的等级关系如出一辙。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上等级制度一直十分严格。这个有着悠久等级制度历史的民族,既有很多长处,也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短处。等级制是日本自有文字历史以来就存在于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向上追溯到公元7世纪。那个时候,日本已经从中国吸取经验,将其改造成适应自身的等级制文化,并应用到生活中。公元7到8世纪时,日本的天皇及其宫廷已经着手用中国那种令日本使节赞叹不已的高度文明充实自己的事业,他们那时就开始以无与伦比的巨大热忱进行这项事业。而在那之前,日本甚至连基本的文字都没有。7世纪时,日本开始采用中国的表意文字记述与中国语言完全不同的日本语言。

  7世纪之前,日本流传着一种宗教,那个宗教所宣扬的是,四万个神祇镇守山岳、村庄,给芸芸众生赐福。这种民间的宗教随着时代变迁,历经无数改变,延续至今,最终成了现代的神道。

  即使是处于贫困状态下的农民,也可以起来反抗封建领主甚至幕府。这种农民起义在整个德川幕府统治的两百六十年间发生了上千次。但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已经违背了等级制的严刑峻法。尽管裁决最终对农民有利,但也要看到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对忠诚观的破坏。因此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正当,他们都要被处以死刑。而农民们也并不逃避这一宿命。被判处死刑的人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大批民众涌向法场观看起义的领导者们被投油锅、被砍头或是被钉在木板上,但他们不暴动,一切都在一个稳定的秩序下进行。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他们可以在事后祭祀这些牺牲者,奉之为殉道者,但对于处死他们却并不排斥。因为这是符合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的。

  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合法的方式“购买”上层阶层的身份。商人和下层武士结成联盟。封建制度同样面临着行将就木的命运的时刻,日本却允许比欧洲各国更大的阶级流动性,这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而日本贵族和平民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阶级性斗争这一事实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日本喊得最高的一个口号是“一新”,即弘扬远古精神。这是完全与革命相反的口号,甚至不能说是进步。与“尊王”的口号同样流传甚广的是“攘夷”。国民赞成回到锁国的黄金时代的政治主张。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但他们的努力只是换来了被暗杀的厄运。看不出丝毫端倪像日本这样没有革命性的国家会学习西方文明,甚至在50年后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强国。但这一切竟然发生了。日本发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自己所独有的优点实现了远大的目标,这一目标远远超过了政治家和一般国民的预料。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未来,他们一定会怀疑自己的眼睛。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地平线上的一小块乌云将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束缚在等级制中的日本人迅速改变方向朝着另一个方向坚定地走了下去。

  总而言之,日本是通过等级制来建构他们的世界观的。在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层决定了各自可以采取的行为。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都有严格的等级制,无论哪个阶层,只要越过了其所在阶层的范围,就一定会受到惩罚。日本人只有在一个各得其所的世界中才能找到安定,觉得没有危险。当然,从每个人都有权追求个人幸福这一理念出发,他们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们之所以不觉得危险正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一样觉得等级制不合理。这就是日本人的世界观,就好像平等和自由是我们的世界观一样。

  然而,一旦日本人妄图将他们的这种世界观出口海外,就会遭到报应。等级制符合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因为他们的生活模式正是在这种等级制中产生的。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的希望只能是这个世界所能容忍的希望。等级制绝不是一个值得出口的东西。那些大义凛然的说法只会让其他国家的人笑他们狂妄自大,甚至激怒其他国家的人。事实上,当日军进驻各个占领区,看到当地居民并不欢迎他们时,感到万分惊讶。日本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他们应该感到满足。即使地位很低,毕竟在等级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有什么好抱怨的呢?等级制本身就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定了。日军曾拍摄过多部讲述中国人热爱日本的故事的战争宣传片。在这些影片中,在社会底层中痛苦地挣扎的中国女孩爱上日本的士兵或技术人员,最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些和纳粹的扩张主义比起来,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都遭到了失败。日本人的错误在于将自己的标准强加到别人头上。他们不应该这样独断。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乐在其中的等级制道德观并不受别的国家的欢迎。别的国家不吃这一套,这是日本的特产。日本的作家将这些道德观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因此没有加以详细叙述。而我们要了解日本人,就必须先了解这些道德观。

  日本人最讨厌的事是突然莫名其妙地受了陌生人的恩惠。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与邻居或旧的等级关系中欠人情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如果给予自己恩惠的是熟人或同辈,他们会感到很生气。他们更愿意选择避免卷入这种“恩”的漩涡。日本人对大街上的意外事故往往置之不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他人,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除了警察外,任何人的干预都会使当事人蒙上恩情。


 发表时间:2018-08-10 人气: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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